前言與反思
還記得小時候學中醫，不論是父輩的想法，又或是老師的指點，「辨證論治」四個字一直沒有出現在那段回憶裡，反而是天地陰陽、五行八卦、經絡氣血之類言猶在耳，說實話那時候也不懂，就是記下來，多思多想多溫習，在此也感謝大人們永遠都是用一種「你自己去想吧」的態度，沒有給我任何填鴨的痕跡。
反倒是上了大學的第一學期，任課老師們不斷強調整體觀、辨證論治是中醫的兩個基本特點。不論是詳細解析症、證、徵的區別，亦或是列舉各類國家課題展示「證」的重要性，但是隨著不斷的學習，我總叛逆的覺得這個理論不太直觀，如果都已經透過四診手段找尋到病機，為什麼還要總結為一個「證」？
直接論治即可，何必多此一舉？
在深入地翻閱清末民初以來的歷史相關書籍之後，我才明白產生辨證論治這一理論的背後，並沒有我想的那麼單純。
1900年代前後中醫核心思想的轉變
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以來，特別是經歷1910年東北鼠疫以後，西醫正式走入官方（比如伍連德博士為全權總醫官，協和醫學堂為鼠疫防治中心等），也開始了與中醫長達半世紀的論戰，其中牽扯不僅是文化、道統，更是政治與權利的結合（如後續1911年的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即是清政府主持的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由伍連德博士主持，會議總結了當時1910年中國醫學家成功控制東北鼠疫爆發和治理的經驗，）。
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西醫西藥見效快而不治本，中醫中藥見效慢而能治根；但是對於學術界來說，西醫的治療大多是機械的對症下藥，中醫的治療則是審其所屬求其本。
清末民初的大夫們接觸、學習了西方醫學，肯定也學習西方從哲學思想到應用的一整套理論，如同唐宗海老先生對於中西匯通的理解，進而衍生出「西醫長於形跡，中醫長於氣化」的定論，其中，我想或多或少也受到蒸汽機這一發明所啟發。
我認為在相同的核心思想之上，儘管討論的是不同的應用學科，終歸只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直至今日「中醫科學化」一詞在各類書籍、演講中不斷出現，我認為重點理所當然不在於科學化與否，而是在沒有與西方哲學思想與之對應的哲學基礎，所以才要「科學化」。
這也是「辨證論治」產生前的大背景。
1950年代前後中醫核心思想的轉變
1950年代前、後的中國，對於科學界定的現代性採取截然不同的兩種立場，雷祥麟先生在其著作《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 》chapter 11中這樣論述：「1950年代之前的中醫科學化，不是為了解決醫學政策問題，而是要在意識形態上走出文化民族主義與科學界定的現代性之間的立場；1950年代之後，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的上層結構必然由下層結構的生產關係所決定，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容許構想一種與西方很不同的科學。」
此時雖然叫做科學，但是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所構建的科學，並非是前段所說的西方哲學基礎之上的科學。
再者，毛澤東於在1957年指出：「我們要求把辯證法逐步推廣，要求大家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方法。」這一最高指示，隨後諸如任應秋老先生、蒲輔周老先生等等，在文章中分別寫到：「辨證論治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符合於辯證唯物的先進的科學思想」（蒲輔周）、「辨證論治這一認識和治療疾病的方法，是廣大勞動人民在長期與疾病作鬥爭的實踐中總結出的」（任應秋）
回到最一開始的問題，辨證辨證，辨別的終究不是「證候」，而是「病機」。如方藥中老先生說到；「臨床上如何進行辨證論治，從中醫學基本理論上看，我認為實際上就是一個在中醫學整體觀的思想及藏象學說的理論指導下，如何進行病機分析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在認真分析病機的基礎上進行辯證論治的問題。」
轉變與不變的真物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去使用我們不熟悉的辯證法，我相信答案也呼之欲出。
上層的應用型理論建構在下層的哲學基礎之上，要區別中西醫學，我們是要區別下層的哲學基礎。
民國初年的中醫們選擇的哲學基礎跟西方醫學一樣，所以有「中醫科學化」；1950年代至今選擇的哲學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所以出現「辨證論治」。
本質上我認為都是西方的機械論、還原論的哲學思想與其他哲學思想的碰撞。
我想，我們要很認真的問問自己，上述這些是我們這個文化所熟悉的想法嗎？
如果說中國哲學與文化醞釀出璀璨的中醫學，反過來看，中國哲學與文化才是我們學習中醫的人所應該追求的「真物」。
而真物，或許不外乎張大昌先生所總結：「理、事、體、用四項，醫家之事畢矣。」